杜聿明30万大军弹尽粮绝，粟裕却主动提供伙食，事后方知棋高一着
中国古代兵家著作《孙膑兵法》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动。其核心观点在“仁义”二字，统军之将行仁义，军队便能团结一心，在战场上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孙膑兵法》流通版本
当然，对于真正伟大的将领，其仁义之心往往体现在战场上对敌我双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上面，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便成了“以战止战”的首选。这样的战例在解放战争时期比比皆是，但最具典型代表的当属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对杜聿明集团的“人道主义”关怀，看似是对敌人的纵容和遗患，实则是引导战役走向最终胜利的最佳助推剂。
1948年11月25日，赶赴碾庄圩解救黄百韬兵团的黄维兵团10余万人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于双堆集一带。得知黄维兵团身陷合围，坐镇徐州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犹如惊弓之鸟，他深知自己手中30万大军如不早做决断，下一个被围而歼之的就是自己手中的人马。
5天后，杜聿明率所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主力兵团及等部以及地方机关、后勤人员30万人沿徐州西南的萧县至永城公路退往江南地区。
得知杜聿明仓皇出逃消息的粟裕火速调集华野4个纵队日夜兼程、分路突击，对杜聿明所部进行迂回包抄，很快便在对方撤退路上布下了严密的口袋阵和层层关卡。
影视作品中的粟裕（右一）
原本杜聿明凭借机械化部队的行军优势，是完全可以趁我军尚未完成集中合围计划前摆脱困境，即便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但至少可以保留元气，避免全军覆没的结局。关键就在于中原野战军对黄维兵团的稍加“松绑”举动，让老蒋误以为黄维兵团突围行动有了新的进展，这样一来，杜聿明的行动计划也被迫由后撤改为会同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南北对进，共同解黄维兵团之围。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老蒋在杜聿明撤退的关键时刻选择更改战略命令，彻底将杜聿明推向了覆灭的深渊。接到老蒋手令的那一刻，杜聿明彻底绝望了，一声长叹后，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军事生涯乃至命运的终点。
但话又说回来了，自己如果真的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事后也还是免不了被老蒋秋后算账，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处置。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军人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服从命令。
杜聿明按老蒋指示，以主力向东南突击，而东、西、北三面掩护的战术向黄维兵团靠拢。殊不知，他所采取的战术，在淮海战役前线指挥官粟裕心中早已洞若观火了。因此，当杜聿明集团刚刚开动，华野主力部队从四面八方向他压缩收拢而来，最终于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围困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带。
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杜聿明
陷入我军重围之初，杜聿明曾尝试率军突围，但在严密如铁桶一般的解放军包围圈面前，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更令他窘迫的是，陈官庄一带的村庄早已十室九空，挖地三尺也找不出一粒粮食，这对30万大军每天的生存消耗而言无疑是致命性的。
早在杜聿明集团被围之初，老蒋曾严令国民党空军按时将粮食投送到阵地上，但随着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逐渐来临，无论就空投本身的技术性困难还是我军低空射击带来的风险隐患而言，国民党空军部队都不可能再像最初那般按时保量的投送粮食了。
这种身处险境但仍能衣食无忧的日子，杜聿明和他身后的30万大军也只享受了10天时间。随着“粮食危机”的到来，国民党军内部频频发生争粮、抢粮乃至产生流血冲突事件。至于杀掉战马和牲口充饥以及最后啃树皮、吃野草则早已见怪不怪了。
不过，相比于多数基层士兵的惨状，部分特权军官的生活则显得“丰富充实”。他们不仅利用职务之便在周边地区巧取豪夺食物，更是利用此前撤退时携带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小范围内继续发着“国难财”，贪腐之风已然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淮海战役中生活奢侈的国民党军官
与此同时，我军阵营却是一片祥和、热闹非凡。根据华东局和华野司令部的安排，120余万民工不断将粮食、弹药送至前线，每名指战员可分到1斤猪肉、5包香烟。在即将到来的1949年春节前能体验到这样的战场“福利”，已是常年奔波在战火硝烟的每一名解放军战士最大的奢望了。
这样强烈鲜明的状态对比，在日后被俘的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录中，我们也能感同身受：
“路上我们经过一些集镇，茅屋土舍，死寂无人。而这里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和烟酒的，还有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大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而我们带着队伍经过这里时，连一根猪毛都看不见。”
如果是百年前或是千年前的古战场上，估计志在必得的一方统帅势必会趁此有利时机一鼓作气消灭对方。但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仁义”二字内涵那样，粟裕在对待杜聿明的围困之兵方面，尽显人道主义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的粟裕
因此，我军在在保持军事高压态势的同时，随即展开了以劝降投诚为目的的政治攻势。一时间，不仅宣传传单通过隆隆的炮声被投放到国民党军阵地上，连同食品、香烟等必需品和日用品也都陆续在粟裕的授意下，由我军战士趁夜色投放到国民党军阵地上。
这种“物质+精神”的政治动员手段的确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官兵陆续跨越阵地向我军投诚，规模由个别零星到整班整排甚至整连的扩充增加。乃至于作为杜聿明集团主将的李弥无奈且哀伤的说道：
“要秘密向师、团、营长说明，士兵愿意到共军那里去，就随他去吧，吃饱了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带武器。”
自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5日，陆续投诚的国民党士兵已经达到1.4万之多，他们大都在我党我军政策的感召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在调转枪口加快战役结束方面争取立功赎罪。
解放战争时期投诚的国民党士兵
此外，粟裕下令在包围圈东面的青龙集方向预留出缺口，让置身其中的普通民众、学生、伤员们摆脱苦海，算是最大限度的尽到了一个战场指挥员的人道主义义务了。
伴随着1949年1月初平津战役的接近尾声和华野休整完备，粟裕于1月6日15时30分下达总攻击命令，淮海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就此拉开了帷幕。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人困马乏、士气低迷的国民党军几乎无抵抗之力，30万大军转瞬之间全军覆没，杜聿明也成了我军在三大战役尾声阶段俘虏的最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付出的巨大伤亡，此次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行动，华野上下累计伤亡1.7万余人，称得上是微乎其微了。归根结底，是粟裕的“攻心战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淮海战役纪念馆场景一角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大抵如此吧。但相比于“城下之盟”式的威逼投降做法，粟裕显然更胜一筹，这一点，千年前的古人似乎已经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