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为何总是为难李鸿章？除了政见不同，主要是有笔账没算清楚
标题：翁同龢为何总是为难李鸿章？除了政见不同，主要是有笔账没算清楚
光绪年间朝堂之上，有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两江总督李鸿章，另一位是守旧派的掌门人、军机大臣翁同龢。这两位重臣之间的恩怨，在当时可谓是人尽皆知。
李鸿章为官圆滑，善于结交，无论是在宫里宫外都广结善缘。可就是这样一位能言善道的官场老手，却偏偏在翁同龢这里栽了跟头。每逢朝会，翁同龢总是对李鸿章百般刁难，处处为难。
当时朝中大臣都在私下议论：这位翁大人为何对李中堂如此不依不饶？难道仅仅是因为洋务新政的政见不同吗？其实不然，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一、翁家与李鸿章的渊源
江南常熟，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这里不仅出过唐寅、文征明等文人雅士，更是诞生了翁氏这样的名门望族。道光年间，翁心存中了状元，被誉为＂双棠状元＂，一时传为佳话。
翁心存为官清廉，素有＂两袖清风＂的美名。他在朝为官时，常常接济寒门学子，其中就包括了年轻时的曾国藩。据说有一年春闱，曾国藩进京赶考，囊中羞涩，是翁心存送来了盘缠，这才让曾国藩得以安心应考。
这份恩情，曾国藩一直铭记于心。每次进京，他都会到翁府拜访。不仅如此，翁心存还曾指导过年轻时的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刚中进士，初入翰林院，正是翁心存给他指点了为官之道。
道光二十七年，翁心存升任礼部尚书。这一年，他的长子翁同书也中了进士，次子翁同龢更是年少有为，被誉为神童。两兄弟都在翰林院任职，与李鸿章时有往来。
然而，这看似和睦的关系，在咸丰年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时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朝廷急需能征善战之将。翁同书被派往安徽任巡抚，而李鸿章则在曾国藩麾下崭露头角。
据说有一次，翁同书在安徽巡视时，遇到李鸿章率军剿匪。当时翁同书主张招抚，认为可以避免生灵涂炭。但李鸿章坚持主战，两人因此产生了分歧。这次不愉快的遭遇，成为日后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更让翁家意想不到的是，李鸿章竟然在翁同书遭遇寿州之变时，为曾国藩起草了那封著名的弹劾奏折。这道奏折不仅让翁同书蒙受不白之冤，更是让整个翁氏家族蒙羞。
当时在京的翁同龢得知此事后，心中悲愤难平。他与兄长翁同书一向亲密，此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兄长被流放。这份深仇大恨，也让他对李鸿章的态度彻底改变。
后来翁同龢步步高升，成为军机大臣。每当朝会上遇到李鸿章的奏折，他总是百般挑剔。就连慈禧太后都看不下去，曾多次提醒翁同龢要＂以国事为重＂。但翁同龢始终不为所动，这背后除了政见不同，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这段往事。
二、一纸奏折引发的风波
咸丰十年的深秋，北京城内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安徽巡抚翁同书因寿州之变获罪入狱。这道震惊朝野的奏折，竟是出自李鸿章之手。
当时的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的铁蹄踏遍江南，各地团练势力此起彼伏。寿州一带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便是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这位曾经的忠臣，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贼。
事情要从一场争执说起。那年八月，苗沛霖的部下与寿州本地团练发生冲突，双方死伤惨重。按照当时的规矩，此事本该由安徽巡抚翁同书出面调解。可翁同书刚刚上任不久，对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还不够了解。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翁同书与李鸿章还有过一次会面。当时李鸿章正率军剿匪，路过寿州。两人在巡抚衙门相谈甚欢，还互赠诗词。谁能想到，不到三个月后，李鸿章就执笔写下了那道致命的奏折。
据当时在场的幕僚回忆，李鸿章写这道奏折时，曾连续工作了一整夜。折子中不仅详细记述了寿州之变的经过，更是直指翁同书＂处置不当＂、＂优柔寡断＂等罪名。
这道奏折的措辞极为严厉，称翁同书＂任苗沛霖坐大＂、＂致使寿州陷落＂。更为致命的是，奏折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翁同书在寿州被围期间，曾与苗沛霖密会，疑有勾结之嫌。
两宫太后看到奏折后震怒，立即下旨将翁同书革职查办。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到达寿州后，却发现情况与奏折所述大有出入。当地百姓纷纷为翁同书辩护，称他在任期间爱民如子，与苗沛霖决无勾结之实。
可惜此时为时已晚，这道出自李鸿章之手的奏折，已经让翁同书背上了＂失职渎职＂的罪名。更让人唏嘘的是，这道奏折竟是打着曾国藩的旗号上呈的。要知道，曾国藩当年可是受过翁家大恩的。
事后有人问李鸿章，为何要写这样一道措辞严厉的奏折。李鸿章只是说了一句：＂为国事，不得不如此。＂这句话传到翁家耳中，更是让翁同龢对李鸿章怒火中烧。
这道奏折不仅断送了翁同书的仕途，更是让整个翁氏家族蒙受了奇耻大辱。翁同书最终被流放新疆，在异乡客死他乡。而这笔账，翁家一直记在心里，等待着日后清算。
后来翁同龢在军机处与李鸿章针锋相对，每每阻挠李鸿章的洋务新政。朝中大臣们都说这是守旧派与维新派的斗争，却不知这其中还藏着这样一段往事。
三、军机处的明争暗斗
光绪初年的军机处，几乎每天都上演着一场无声的战争。这场战争的主角，正是翁同龢与李鸿章。每当李鸿章的奏折送到军机处，翁同龢总能找出各种理由驳回。
有一次，李鸿章上奏请求拨款修筑天津码头。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可翁同龢却在军机处大会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这份奏折批得体无完肤。他说：＂李鸿章屡请经费，动辄数十万两，国库已然空虚，何来银两修筑码头？＂
这样的场面在军机处屡见不鲜。慈禧太后对此也颇为头疼。一日，她在养心殿召见翁同龢，语重心长地说：＂同龢啊，朝廷大事要紧，切莫因私废公。＂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谁都听得明白。
然而，翁同龢此时已是军机处的实权人物。光绪帝年幼，对这位老师言听计从。每当李鸿章的奏折送来，光绪帝总会先问问翁同龢的意见。这让李鸿章在朝中推行新政时，处处受制。
1880年的一天，李鸿章派人送来一份紧急奏折，请求购买外国船只，以充实北洋水师。这份奏折送到军机处时，翁同龢正在给光绪帝授课。他放下书本，仔细阅读了奏折内容。
谁知翁同龢看完后，竟当场就将奏折撕得粉碎。他对光绪帝说：＂此事万万不可！李鸿章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光绪帝闻言，也只好将这件事搁置下来。
这一幕被亲历者记录了下来。当时在场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后来回忆说：＂那日之事，可见翁大人对李中堂之憎恶，已到了何等地步。＂
慈禧太后虽然偏向李鸿章，但她深知军机处大权不可轻动。况且翁同龢在朝中根基深厚，又是光绪帝的老师。她只能在背后调和，让李鸿章的一些紧要奏折绕过军机处，直接递交御前。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当时李鸿章再次上奏，请求增加军费。这一次，翁同龢没有直接反对，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刁钻的要求：＂可以拨款，但需先查清楚此前拨给北洋的每一分银两都用在了何处。＂
这个要求看似合情合理，实则让李鸿章陷入了两难。北洋的账目错综复杂，短时间内根本理不清楚。而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头顶，耽搁不得。最终，这笔急需的军费还是被拖了下来。
就这样，在军机处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这不仅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效率，更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
四、洋务变法中的博弈
光绪十二年的一个早晨，北洋水师的一纸奏报惊动了整个朝廷。李鸿章请求朝廷追加军费，为北洋水师购置新式军舰。这份奏报刚送到军机处，翁同龢就提出了严厉的质疑。
＂一艘军舰就要二十万两白银，这些钱够修多少条河堤、建多少所书院？＂翁同龢在军机处当场质问道。在场的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轻易表态。
其实早在十年前，李鸿章就开始筹建北洋水师。当时他派人考察了英国、德国等国的造船厂，还从德国请来了专门的教官。可每次要添置新式装备，总会在军机处碰钉子。
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年，翁同龢却大力支持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兴办的武备学堂。这让李鸿章很是不解，他派心腹去打探，才知道原来翁同龢认为张之洞的做法＂既取其长，又不失其本＂。
1885年，中法战争后不久，李鸿章又一次提出了重要建议。他认为应该派遣更多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因为日本的维新变法经验更适合中国。这个提议刚在军机处提出，就遭到了翁同龢的强烈反对。
翁同龢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理由：＂日本维新不过二十余年，他们的经验未必可靠。不如派人去德国，德国的工业和军事更值得学习。＂这个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朝廷最终决定同时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和德国。但是在经费分配上，去德国的学生享受的待遇要比去日本的高出许多。这让李鸿章不得不自掏腰包，资助一些去日本的学生。
1890年，一个重要的机会摆在了李鸿章面前。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愿意派遣海军教官来华，协助训练北洋水师。这本是难得的机会，可翁同龢却在军机处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既然要请外国教官，为何不请德国人？德国人更为严谨，训练更有章法。＂翁同龢的这番话，让李鸿章的计划又一次受阻。最终，这次合作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洋务变法的道路上，李鸿章与翁同龢的分歧愈发明显。李鸿章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而翁同龢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具体政策上，更反映在他们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上。
每当外国使节来访，李鸿章总是主张以礼相待，适当让步。而翁同龢则认为不能轻易向外国人示弱，要坚持清朝的体统。这种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常常让总理衙门陷入两难境地。
五、晚清权力格局的变迁
光绪二十年的春天，紫禁城里流传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军机处的奏折积压得越来越多，而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名字却总是出现在这些奏折上。这一年，恰逢清朝与日本的关系日益紧张。
在军机处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李鸿章派人送来了一份关于日本军事动向的密报，翁同龢破天荒地没有立即反对，而是沉默了许久。在场的其他军机大臣都感到十分意外，要知道往日里翁同龢看到李鸿章的奏折，向来是想都不想就驳回的。
这份密报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日本已经完成了明治维新，军事实力远超清廷预期。李鸿章在密报中提出，应立即增加北洋水师的军费，加强海防建设。这一次，就连一向反对李鸿章的翁同龢也不得不承认形势紧迫。
然而，当李鸿章提出具体的筹款方案时，两人又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李鸿章主张向外国银行借款，而翁同龢则坚持要从内地筹措。这场争执最终以折中告终：一半借款，一半内筹。
有趣的是，这场争执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清廷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李鸿章虽然身在天津，但他掌握着北洋水师和淮军的实权。而翁同龢虽在京城，却因为光绪帝的支持，在朝廷内部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一次，一位外国使节在拜访总理衙门时观察到：每当遇到重大决策，衙门的官员们总是要同时打听翁同龢和李鸿章的态度，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表态。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两人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力。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甲午战争爆发了。战争的失利让两人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在马关谈判前夕，李鸿章主张接受日方条件，尽快结束战争。而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认为条件太过苛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李鸿章在日本遇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这件事却让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连一向对李鸿章不假辞色的翁同龢，也在军机处表示了慰问。
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李鸿章背负了骂名，而翁同龢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两人最后一次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交锋。
不久之后，戊戌变法爆发。作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翁同龢被卷入其中。而此时的李鸿章，已经逐渐淡出了权力中心。那个曾经让翁同龢如此憎恶的对手，此时也只能在天津静观局势的变化。
这两位曾经的政坛对手，就这样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他们最后的博弈。而那道因为寿州之变而起的宿怨，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淡去。
